〖理论前沿〗　　　　　　　　　　西方财政理论的整体化趋势

　　现代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整体化趋势。西方财政理论的发展同样呈现出既分化又综合的整体化势头。一方面 ，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对象日益精细，研究领域日益狭窄，理论分支日益增多，诸如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效应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公债理论、公共预算理论、财政联邦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都是西方财政理论研究日益细化的产物。可以说，西方财政学从其母体--西方经济学中分化出来之日起，就开始了这种专业化研究的趋势。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关于税收的局部均衡分析就是明显的象征。随后，庇古关于政府在外部效应问题上的功能分析，与此同时的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拉姆塞 (R· Ramsey)关于最优商品税的研究，本世纪 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维克里关于最优累进所得税的研究以及 50年代萨缪尔森有关公共产品的研究，蒂伯特 (Tiebout)关于地方公共产品的研究和威廉·鲍莫尔 (William J· Baumol)对马歇尔--庇古有关政府干预外部性问题的理论的发展，都展示着西方财政理论研究专业化的进程。从本世纪 6 0、70年代起，西方财政理论的专业化进程不断加强，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效率的研究、科斯运用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工具对于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的重塑以及当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阿特金森的一系列财政理论研究都标志和预示着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微观化前景。无疑，这种专业化研究会深化人类对于财政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学、更加准确、更加具体、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财政理论。

　　与此同时 ，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综合化的趋势。国际财政学、国际税收学就是财政学与国际经济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布坎南在《公共财政》一书的序中指出：“一个世纪以前，人们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今天，人们研究的是‘经济学’和‘政治学’。这种变化所带来的专业化，从某些方面看，有其优点。但在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时，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因为按照定义，作为一种研究领域的公共财政，是对政治经济的研究。经济学者可以考察具体情况下市场制度的运作，政治学学者可以考察进行社会决策的组织和过程。

　　但是，他们都必须研究政治或集体决策对经济的影响。无论从最简单的层次 ，还是最复杂的层次来研究公共财政，都必须包括这两个环节。“西方财玫理论的综合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其他学科向财政学领域的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目前，税收心理学正在形成过程之中。经济心理学的先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乔治·卡托纳等人研究了社会纳税心理后，认为税收变化到底是刺激消费还是遏制消费取决于消费者的经济心理因素，不同的心理导致对税收变化的不同反映。其实，理论家们早已看到了这种趋势。斯蒂格利茨和阿特金森两人就指出：“公共经济学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其他领域的进展”。事实上，许多财政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需要多门学科协同作战。比如，政府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研究就需要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协同作战，共同攻关。因为，政府资源配置效率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公共预算的决策效率；二是公共预算的执行效率。而公共预算的决策效率取决于政治过程、政治家的行为、投票规则、选民的心理及其真实偏好的显示，其中，选民真实偏好显示的关键在于寻求一种能够满足“激励相容”条件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可以运用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加以研究解决。而公共预算的执行效率又取决于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为，立法机构与政府职能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因而同样可以利用信息经济学的成果来探求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确保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当然，政治家、选民、政府官员的伦理价值观念对其行为必然产生一定影响。总之，伴随着理论研究的综合化进程，在未来的财政学家族中，财政伦理学、财政社会学、财政法学等可能会成为新的成员。

　　数学的渗透主要表现为数学方法的运用。自马歇尔开辟了现代财政理论定量分析之先河以来 ，数学方法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常用工具。关于税收效应的经济计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财政理论的重要部分。以萨缪尔森、托宾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学派运用现代计算技术，论证了税收政策的变化与各种经济后果之间的数量关系，如“哈伯格”模型及其各种修正模型、各种“平衡预算下税负研究”模型等。面临 70年代的西方“滞胀”困境，供应学派试图从供给入手，通过减税刺激供给、刺激就业和产出的增长，并运用许多计量模型加以论证，如“劳动楔形模型”等。又比如最优税制理论的研究方法，起初就源于数学上的最优化方法。最初的最优税制理论就是寻求一种在能带来既定收入量的条件下，所产生的超额负担最小的税制。本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博奕论进入主流经济学，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运用于财政领域，并取得显著成果，这就是威廉·维克里 (William Vickrey)和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尔利斯的最优所得税理论。维克里运用了非对称信息理论建立了使所得税效率与公平达到均衡的模型。米尔利斯后来又发展了维克里模型，提出了一种分离均衡的税制理论。当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研究财政问题时更是离不开数学工具。可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数学是西方财政理论的重要支撑，博奕论特别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 (即信息经济学 )将广泛适用于财政学领域有关问题诸如政府间财政关系、公共选择、最优财政政策设计、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的规制等的研究之中。

　　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综合化趋势 ，还表现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化，研究层次、研究视角的全面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传统财政学往往把政府的收入与支出作为两个独立的因素加以分析，最为典型的是斯密的财政理论。斯密只分析政府收入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没有对政府的支出进行经济分析，更谈不上将收入与支出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研究。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学会全面地从整体上认识政府的收支行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引入财政学以后，边际效用学派的学者们 (以奥意学者为代表 )首次将霍布斯的“利益赋税说”发展成为“税收价格说”，第一次将税收与支出 (通过公共产品 )联系起来，并为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世纪 6 0年代产生的公共选择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就是将收入与支出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化研究的成果，这一成果加强了西方财政理论的整体化研究趋势。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最优的税收制度就是参与公共选择的人们至少能够在理论上获得一致同意的税收制度，这种税收制度必须联系到收入和支出过程。因为只有当纳税人预计到他们从政府那里享受到的公共利益大于他们通过税收转移给政府的资源价值时，才会同意纳税。据此，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所谓优化的税制，是指分摊给每个纳税人的税收份额及资助的公共产品均能获得纳税人广泛赞同的税制。当代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理论研究也呈现出收支一体化研究趋向，如斯蒂格利茨在考察政府公共政策的分配效应时，就是将税收和公共支出各自的分配效应结合在一起进行整体考虑的。可以预言，这种收支结合的整体化研究在未来的西方财政理论中会日益加强。

　　同时 ，目前的西方财政理论已出现了多个层次、多个视角的一体化研究。经济活动有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之分，任何一种经济活动既有效率效应，又有公平效应。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视角入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就效率与公平而言，它们本是一对统一的范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传统的财政理论研究很少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只有到了现代，理论家们在思考财政问题、建构财政模型时才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试图寻求两者的最佳均衡。最优税制理论的探讨过程就表明了这一点。早在本世纪 2 0年代，庇古就提出了最优税收制度课题。他认为任何引起纳税人行为改变或决策改变的税收都会产生超额负担，引起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损失，因而，在他看来，超额负担越小或没有的税制，自然就是最优的税制。显然，庇古的最优税制概念仅仅只考虑了效率。随后，在庇古思想影响下，拉姆塞对最优商品税制作了进一步探索。同样，他也只是从效率出发，得出了他的反弹性命题。显然，这种只考虑效率效应的税制，因不符合公平准则而难以称得上是最佳税制。后来的一些学者才将再分配目标考虑进去，扩展了拉氏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又对最优的所得税制进行了探讨。 1946年，威廉·维克里直接从不充分信息对优化税制设置的约束条件入手，从效率与公平两大原则并重来考虑税制对经济主体的激励作用入手，创造性地建立了使所得税效率与公平目标达到相对均衡的最优累进所得税理论。 2 5年以后，詹姆斯·米尔利斯 (James Mirrlees)发展了维克里的效率--公平模式。米尔利斯用数理推导得出了关于优化累进所得税的一般结论 :社会可以采用较低的累进所得税来促进收入再分配目标的实现，高累进税率 (此为传统观点 )不仅有损效率，对收入分配目标的实现也是不可取的。即使社会认为低收入者的福利十分重要亦是如此。总之，西方关于最优税制的讨论，实际上是关于税收原则问题讨论的延续和深化，这一讨论过程反映了理论家们试图将税收的效率与公平原则作为统一整体来思考最佳税制的思路。此外，斯蒂格利茨和阿特金森在研究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问题时，也已经从效率和分配两个角度同时考虑了。这一切预示着西方财政理论研究思路的转变。

　　当代西方经济学出现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趋向 ，反映在财政理论的研究上，就是将财政的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财政理论往往局限于财政的微观分析，即只注重政府行为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凯恩斯主义则偏重于财政的宏观分析、侧重于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世纪 70年代以后，出现了将财政的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趋向。供应学派的财政理论可谓一个开始。供应学派关于“减税”政策的理论论证，恰恰是将关于减税对微观经济中的私人劳动、私人储蓄与私人投资等个体行为的效应分析与关于减税对宏观经济的就业、产出等总量指标的效应分析相结合的表现。当代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中的财政理论研究也加强了这一趋向。比如，斯蒂格利茨运用“阶级储蓄模型”和“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资本课税对资本市场均衡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这种新趋向还只是刚刚露出苗头，未来的西方财政理论研究可望在这方面结出累累硕果。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是西方财政理论综合化趋势的体现。美国经济学威廉·鲍莫尔就指出：“尽管标准的数学理论在一些领域 ，如公共财政和产业组织学，曾做过不可估量的贡献，它的成功在早期可能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些领域中的每一个领域肯定都为其他研究方法留下了大量的空间。”与经济学其他领域一样，在财政学领域，同样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同存。西方财政学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历来偏重于规范研究方法，主要是探索评价政府行为的准则，并据此对政府执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检验可补充。近 30年来，西方财政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关于政府行为的实证研究的新方向，其理论基础乃是把政府决策者视同“理性的经济人”，并形成了一股“政府失灵”的思潮，否定了传统的福利经济学观点。自此，财政理论关注的焦点也由过去的“政府应当做什么”转向“政府实际做了什么”。当然，实证研究不可能完全取代规范研究，有许多研究同样可模拟“实验经济学”，进行“实地研究”。比如，“在少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也进行社会实验。例如，他们对不同的人群施加不同的税率，或者不同的福利待遇。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向穷人提供住房和教育。”这样，可以得到大量准确的实验数据，既有助于形成科学的结论，也有助于理论的检验。注重理论检验的“实验室”研究方法，将在西方财政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一角。

具体内容参见：
张馨等.《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P51-72第一篇，第2章 《当代西方财政理论的演进》